以Ben Nicholson為例,他同時是個建築師、歷史學家、也是個神祕主義者,他小心翼翼地在筆記本上用鉛筆素描探索迷宮的數值化科學。他的終極目標是去連結數值、幾何學和宗教的概念,他認為迷宮、神話與宗教對建築歷史具有重大貢獻。對Nicholson而言,迂迴的河道(meander)是時間和空間中最基本的物質運動痕跡,而迷宮正是源自於將迂迴河道折疊起來的空間形態:這正是建築純粹意圖的首次顯現(appearance),是建築的ursprung。但是從河道規則的細節,Nicholson找到了似乎與其他地方極度不同,異質同型的數值關係(numerical isomorphism),正如同Hebrew神話Alef-Beit中,神祇Hajj在七天中所進行的活動,另外,更可以類比到St. John的Book of Revelation中所展現出來的結構。對Nicholson而言,這三個純粹孤立在建築之外的例子是非常重要的。與Cohen不同, Nicholson認為數值得以重構建築,是因為數值對建築而言同時是必要的,卻又擁有完全不同的成分(heterogeneous)。數字不是建築;數字是Abrahamic教中的傳統播作用在建築上後所得到的效果;在佛洛伊德式(Freudian)的語言中,Nicholson所操作的過程,是一種移置,將原本在建築活動上面的慾望類比為理想藍圖(dreamwork)。或者我們可以用更當代的說法,Abrahamic系統在Nicholson所探索和建構的建築群體中是不可動搖的基礎建設(inferstructure)。在Nicholson將這些分離的趨力(disparate forces)聯結、交匯組合的操作過程中,我們再次看到了慾望。

Meander Folding by Ben Nicholson

 Laura Kurgan 由數字和幾何學轉向數字和地理學的作品中,慾望的作用顯得更加清楚,外來的材料總是透過數字被當成必要地編織到視覺空間模式中。異質同形(heterogeneous)的空間、規則也都同樣第透過類比的操作,被一個理想性的藍圖組織在一起。她的四個『單頻地景(Monochrome Landscapes)』類似1950年晚期到1960年早期間Ellsworth Kelly的單色畫(其中一幅作品『綠藍紅(Green Blue Red)』現在正在本館中展出)。雖然類似,但是與過去不同的地方在於,Kurgan的作品是數位化影像的極限地景。無論是Cameroon的雨林、Alaskan的凍土、Atlantic的海洋、或是Iraqi的沙漠,都是購買自Ikonos和QuickBird等私人人造衛星所拍攝的空照圖。透過人造衛星,每一張影像的每一個像素中都表達了符合特定經緯度的數值,地球上每61平方公分大小的地理區域,都與衛星上的感應像素相連結。在轉譯的過程中,該地區的先適用數值表現來表現溫度,然後才被轉換為標準的偽色(false color)(影像)。因此Kurgan的作品可以說是體現了數位資訊的可見譯文,但這些相片其實原本指涉的是人類眼睛所不可得見的電磁光譜。科學家們透過標準的偽色影像來繪製從森林開發到軍事活動,所有地景的狀況。Kurgan接著將人造衛星所使用的偽色影像,轉譯為可被人們看見的真實顏色(true color),並用非常奇特的(extraordinary)後設資訊結構(internal informational structure)製作了四張影像,她對理解和區域管理間的掙扎觀點雖然在建築界經常出現,但是,卻是僅有在當前技術和概念的支持底下才能完成的產品。與此同時,她(的作品)也將繪畫、攝影、地景等類型的解構重新指涉為(redirect)是作品架構中意識形態的顯現:博物館、科學和資訊商業化等議題(的觀點)都被併納為作品中的基礎結構。本作品透過這樣一種特別的經驗定義了描述性(descriptive)的資訊。即使是最成功的詮釋或是參考資料,也會被本作品奇觀式的觀賞經驗所擾亂。

 

Monochrome Landscapes by Laura Kurgan

另一位建築師藝術家Marsha Cottrell的作品所操作的數值化資訊,則是根源自鍵盤的特性。她認為鍵盤上,除了字母之外,所有的標點符號和分區都是透過無數次的散落、層疊、重複、比例縮放、裁切而組織為(當前的)配置。打字機單元是建構當前這個廣大並且仍在持續擴張的數位化圖書館的基本元件。它的演變過程,是一系列難以追溯地即興創作活動彼此交互作用後的結果。當她建構這些圖形時,Cottrell自(打字機)這個虛擬殘骸的寶庫中抽取並增加了(意義)。標誌成為搜尋法規(code)的影像。Cottrell嚴格來說並不是位建築師,她的操作是藉著建築法規和類別來讓『被訓練 (trained)』的瀏覽者操作解決問題的程序;這種說明性的架構(interpretive frame)幫助我們用批判的意識進行提問,並引領我們在檢視作品時思考,以避免過度的視覺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發生的是閱讀實踐形式的改變。為了找到一些有活力的、新的東西,建築的陳規陋習必須被清除。我們用來檢視(設計)的心智地圖,現在必須要包括一些連結鍵盤、圖像和任何數位化出版品、地景和氣象學的轉轍器(shunt)。在Garden, Gale and Math Dreaming future中,版畫中位處不同地方的建築『事件自身』(event itself)互相合併起來;這既不是預言也不是先入為主的觀點;而是完全由建築自身想像出來(architectural imaginary itself),並且已經被發現並且製造出來的(現實)。

 

UNT.WT5 by Marsha Cottrell

如果Duchamp認為他的Three Standard Stoppages是一個『關於測量(meter)的笑話』[1],一個嘲弄標準測量單元制度的作品,那麼Michelle Fornabai的作品也可以被視為是一個類似的作品。然而他挑釁的對象讓它的質疑更為尖銳,他所提問的對象,是在建築中被當做為無可置疑標準的人類身體。在作品Body Roll Sheath Chaise中,身體滾動著橫越平坦的表面;折疊、皺摺、點和運動所造成的壓力都被標誌登錄在一個平面上,這平面將會透過電腦的數值運算進行轉譯,將這平面上的標誌編織轉譯為一個複雜三維形體,這個形體可以如同長袍一般被穿在身上,或是成為一張形狀誇張的椅子。Fornabai另一個作品Interference中,他在螢光幕上由十二個人類身體平均六呎高的模型開始,用人類平均手掌跨幅六吋的距離,進行各種形式扭轉的幾何學演算,創造一系列反覆鏡射的型態。(這一段)從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ic)到光學的操作結果,呈現出波動干涉(fluctuating interference)的視覺效果並呈現了脈衝搏動般的模式(pulsating pattern)。在Fornabai操作材料和時裝設計的(couture)技術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系列推動建築元素建造的潛力,這種奇特的視覺事件操作再一次地改變了(傳統)建築知識的語意學(pragmatics)規則。

 

Petalpant by Michelle Fornabai 

當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這些數字化的作品,我不斷地想到電影The Matrix中的開場動畫中數字不斷地從螢幕上方向下滑落,一個個未被解譯的粒子用一種資訊脈衝的方式旋轉,如同數位化生命體一般液化脈動著。我認為這個在電影中被投射到螢幕上的世界是真實(Real)的,我的意思是說以Lacan的觀點,任何抗拒符號化的事物永遠不可能馬上被我們所經驗,因此象徵 (Symbolic)與想像(Imaginary)的效果,將會不斷地在傳達的過程中迸發。雖然有無限多我們難以想像的(we cannot represent)數位資訊向量(vector)貫穿我們世界中的每個地方,但是這個世界始終還是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本展覽中的探索,像是許多在母體中堆疊的程式,允許我們去想像絕對真實(的可能性)。這些作品透過微他者對象(small-other object)、慾望的標誌(marks of desire)或是慾望的對象這樣的方式,駐在Lacan的想像力理論中。那些視覺的、空間的、代數的內涵詮釋了一個Lacan想要我們記住(retain)的鏡射舞台。這些作品想要去抵抗並組織數值,去將數值概念化、去將數值觀念化、並去建構數值(to architect the numerary)。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各種模式化的、標準化的表面並不只是單純地註記每一件事情,而是譜記了(diagram)(某些特定指向性)資訊的綜合體(complex of information)。我認為當前這些無法意識到其自身的文化,社會化符號的居民,現在被結構性地數值化,而不是Lacan的語言學化(linguistically)。

這個我稱之為『to architect』的不及物動詞,或者更完整地說是一種將建築慾望視為能量力場的理論,是正在不斷連接、中斷、再連接的建築量子(architectural quanta)(所構造出來)的真實世界,應該能夠為我們理解當代建築實踐提供相當重要的貢獻。但是這已經超出我現在在這裡能做的事太多了。回歸到PRAXIS的涵構中,這些作品所關注的是跨越一般狀態底下的實踐操作(the practice of curating generally),(它們操作)對象與對象之間一些簡單卻必須被提出的關聯性。我認為這些作品是根據我所謂建築的慾望,或是我稱做建築的想像力所構成的,我呼籲要把這些作品中所使用的物質性空間和經驗,和過去我們作為慣常性理論說明工具的語言和概念分開。佛洛依德式的慾望機器概念,讓我們將無意識當作理性和概念性操作無法化約的主要的過程。我認為,(與批判性的作品相比)這些作品保留了一些類比的維度,它們以建築(的操作)作為主要過程,顯現出在批判性思維、和批判寫作中無法完全包容的分裂和變形。正如同Lyotard所宣稱的『理想的藍圖是不思考(Le Travail du rêve ne pense pas;Dreamwork does not think)』[2]。我承認我是用一種非概念化的經驗來指稱這些作品。過去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理論寫作,總在為對象和事件,尋找一些可以被永恆區辨的概念(evermore discriminating concepts),企圖去(不扭曲而真實地)傳達概念,而不是化約概念。因此,這樣的理論也如同悖論(para-doxa)一般,應該被分裂,應該將對象和觀念包容在一起並企圖保持開放。但是,我在挑選並測量本展覽中的作品和品質時,我卻相反地希望能夠去結構性地描述它,希望這個中繼站可以為未來的運動創造可能性。本展覽中跨界的(curating)操作不正是製作對象和製作理論之外的第三種活動嗎?透過簡單地排列對象,去跨界(to curate)不正是建築慾望的下一個行動嗎置換論述、置換概念化的規則,並證明建築事件其實並不需要依靠概念來規定它,跨界(的操作)應該堅持這樣一種可能性。我認為跨界作品中一般被認為非建築的概念,要能夠持續地存在並能夠透過理論而提供意義。雖然如此,跨界的操作卻並不透過語言而提供概念,它其實是一個創造概念的事件。

透過各種建築的實踐,建築雖然企圖超越如理論化和跨界等這些活動(的可能性),但是弔詭的是,新建築的浮現卻又不能沒有這些活動。因此,如同我的提議,建築設計者應該無論身處何地都積極地進行各種奇特的、過度的、過激的閱讀和再閱讀。確實,也許所有這些閱讀都將只是(文本的)再閱讀,並且這(閱讀的行為)也持續地被新的想法所需要。如同被銘刻在建築自身中不可理解的to architect慾望一般,所有建築實踐的限制條件底下,也迫切地需要一些其他的東西。



[1] Theirry de Duve, The Definitively Unfinished Marcel Duchamp, Cambridge, Mass.:MIT Press, 1991.

[2] 這是Hean-Francois Lyotard的作品Discours(1971)的標題,它根據佛洛依德系統對慾望的關注,來發展對異質同型形態的獨特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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