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合理地將Pattern視為一種能夠在現實世界中進行建構活動的形上學…當我們透過削去(substrate)(或重組)一些基本元素，去理解我們世界中的各種Pattern，我們能夠再創造、並延伸我們的智慧，這種智慧的延伸，我們稱之為技術(technology)…正是透過Pattern所突現出來的力量，我們才得以超越…有機主義與自我複製技術，正是Pattern所具有的持續地自我複製系統(self-replicating systems)的表現。Pattern持續地體現在生命和智慧中，使得Pattern遠比組成其自身的材料更為重要。
Kurzweil, Ray,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2005.[1]
很弔詭地，空間設計中最原始、最明顯的Pattern在當代卻往往是最被忽略的。而正是這種隱藏地、非物質性地、動態地、無形地(intangible)、概念地、虛擬地(virtual)空間Pattern構成了它的未來。Pattern在傳統的概念中有其地位，雖然得到充足地發展，但卻並未被視為是必要地存在(往往被視為是形式、材質、或是裝飾)，而最創新的、隱密的Pattern卻是存在於我們世界中空間的內容、涵構之中。理解Pattern的根源似乎是個恆久的困局(Aporia)，我們需要去關注Pattern的歷史和理論，以及更寬廣地跨學科地Pattern研究。
Pattern的語源來自於拉丁文的pater，或是patronus，其義為父親、守護者(patron)、神或是主人，因此過去Pattern被視為是模型、範例、母體、模板、或是模矩。而當代對Pattern的概念，則是連續地、離散地、結構性地進程；是一系列周期性重複性單元、系統、過程或是元素的組合。其他相關的類似概念包括習慣、模因(meme)、模板、圖形基調(motif)、配置(configuration)、組織(organization)，排列(arrangement)、圖(figure)、鑲嵌(tessellation)、體系(system)、程序(process)、樣品(sample)、複製(duplicate)，協定(convention)及質感(texture)。這種多樣性的意義指出Pattern在空間的創造、再生產、演化與處理時所扮演的各種角色。
當我們說人們的大腦(往往是無意識地)運用到以百兆計的Pattern來輔助我們進行感受與認知活動時，對現代人來說並不是個新鮮的概念。有些Pattern能夠被心靈之眼(mind’s eye)(當形式合成美學和Asperger或是Savant綜合狀況)、或直接的幻覺，舉例而言，幻覺、心理學、神經學或是光學的失序。這些Pattern造成強力的生理效果，例如緊張、噁心、嘔吐和抽蓄，如同在知名的健康狀態『圖形誘發性癲癇(pattern-induced epilepsy)』。而強迫症、神經質、偏執狂一般的空間化地Pattern認知定義了經驗(Apophenia)的精神病條件(在看似無序的隨機資料中尋找Pattern或是關聯性的經驗)。
對Pattern與其意義所懷有的直覺地、非故意地、自發性地(autopoietic)認知和生產也同時是創造性程序的一部分[2]。空間Pattern的感官知覺、認知或是設計可以成為新知識的根據，而理解正是資訊設計、視覺圖像、互動和系統設計的根本原則。如同資訊建築師和設計師Richard Saul Wurman所解釋的：『當我真正理解對象時，才能夠看到Pattern。我將世界當成是許多相互連結的視覺Pattern。我認為Pattern的認知是一個創造性心靈的基本部分…我將所有的事情都視為是Pattern[3]。』但是最主要的理由，是為了適切地評價當代與未來空間設計者，不斷地運用新的技術加速並擴張空間Pattern的種類。及時地去關注，並再思考當代處於技術轉移的衝擊，對空間Pattern設計所可能衍伸出來的可能性。
空間設計的Pattern
Pattern是一種空間設計(室內、建築、都市和地景)的根本特質(fundamental feature)。物理世界和我們的身體活動限制了我們所能設計、建造與使用的Pattern，而不論是自然奇觀，或是人工創造的Pattern，則往往是透過維度、時間、與比例等級等不同系統之間的交互影響而產生出來的。當程序(方法的、技術的)和生產(物件、才執形式)、Pattern、如類型學和計畫，也都是重複並且人工的置入空間設計的結果。每一個理論，設計和空間都擁有它獨一無二的 Pattern，這個Pattern來自於該對象自身的歷史、習慣的形式與地域性，並像是指紋紀錄一般地指示了不同的空間形態的特色。這也是為什麼Pattern成為標示、圖是與地方特性的原因。但是在甚麼樣的空間和地方才能夠設計與創造出來Pattern呢?空間Pattern的歷史和理論研究指出，只有當新技術發生顯著的改變並且致力於在空間與地方設計發展Pattern時，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Pattern。
空間Pattern的歷史
即便是新石器時代的Pattern，仍然相當地符號化、圖形化、神祕學化(apotropaic)。這種上古時代具有避邪功能的Pattern (藉由將圖形拆解複雜的設計來驅避邪靈)也同樣出現在為了愉悅人心的Pattern上，因此廣泛地出現在陵墓、迷宮、拼圖、謎題與謎語中[4]。第一個關於空間Pattern的重要西方理論是Plato的Timaeus，在其中將空間描述為一個充滿Pattern、封閉、具有幾何的形式並如同原子一般的實體。Pattern總是如同DNA或是圖式、風格。Pattern所具有的風格、細部、裝飾(ornament, decoration, adornment, embellishment)和結構(在西方/歐洲傳統中)除了受到藝術、設計和工法的影響之外，也同時受到宗教、幾何和數學的影響。前述的這些建築學課題，是透過將秩序、階層、組織、系統、尺度、比例、對秤、平衡、複雜度、美學、統一性、函數、倫理(decorum)、再現形式、符號、節點、自然、表現、想像和創造力等加以理論化，而得到的空間Pattern的概念和理論。其他與Pattern相關的概念，如和諧、節奏、敘事和色彩，則是透過其他如工程與文學藝術等學科加以規範。Patrick Healy曾經整理過這些相關的文獻[5]，但是Paul Emmons卻指出，後設的空間Pattern如階梯、鎖鍊、樹形、漩渦、同心圓、在歷史中具有更大的影響力[6](dominant historical)。
除了應用在風格、裝飾之外，設計、建築幾何、錯視畫 (trompe l'oeil)等技巧常常被許多從古希臘羅馬到現代的建築師與藝術家們使用。這些Pattern受到符號、意義、和空間透視美學的影響。它們也許是最早的非再現與虛擬概念形式。Vitruvius公認使用了逼真的錯視化光學幻象[7]來進行建築設計，他們所想像的空間效果(透過不可思議的形式、綢緞(的編織)、介面(的安排)、視差(parallax)、都普勒效應(doppler)與其他的效果)，能夠被發現在許多前現代的空間設計中，例如A.D.784年在Mezquita的Cordoba。Pattern也因為Nizam的形上概念，被當成是Islamic建築的重要基礎元素，Pattern成為Islamic哲學[8]中主要的美學、知識論和本體論的根基：其中的智慧在於認知並理解到Pattern中的Pattern[9]。
由最早出現於15世紀歐洲的建築Pattern book演變至今，設計pattern成為空間生產中越來越重要的一個部分。從17、18、19世紀興起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殖民帝國主義和啟蒙科學運動，各種美學流派百家爭鳴、越來越複雜的材料、越來越精準的工程技術，開始不斷地加劇Pattern設計程序的重要性。包括Karl Friedrich Schinkel、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John Ruskin、Karl Gottlieb Wilhem Botticher、Gottfried Semper、Alois Reigl、Christopher Dresser和Louis Sullivan等這些理論學者，建築師和設計者都寫過許多關於Pattern的專著，並且在這個星球上的世界性貿易體系中，大量生產出各式各樣的Pattern產品。Pattern的第一段重要的型態學(morphological)研究時期，是18和19世紀的Pattern理論學者[10](受到Darwin和Linnaeus的影響)，他們企圖出一種能夠根據簡單的元素，便能夠演算出無限循環發展的、如同生物組織一般的可變(variable)Pattern[11]。
直到20世紀，才正式將設計與製作Pattern分類為藝術的一個類別[12]。隨著1912年心理學校中的Gestalt(德文的Pattern)學院的創立，現代時期生產出許多Pattern的心理學理論。並且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多重意義的超現實主義者(multivalent Surrealist)將Pattern變形、偽裝、為了安全的目的而使用Pattern設計、去材質化(dematerialization)和偽裝/脫離(disguise/disarticulation)在空間中變得越來越普及[13]。如同眾多例子所證明過的，現代主義者的成見往往是教條式地反Pattern、反對裝飾、或是認為雕飾的設計是不精確的[14]。除此之外，許多大量生產的Pattern作品、現代主義者的Pattern往往與像Fordism、aylorism和科學管理等聯想在一起(並且在之後則是學習人工智慧、人工神經科學、演算、負責科學和資訊理論)。在1930年它們的能夠再像是Le Corbusier的作品(特別是都市計畫)、the Smithsons(都市Pattern層)、Kevin Lynch(城市類型)、DG Emmerich(節點道路patter)、Christopher Tunnard和Boris Pushkarev(城市的分散pattern)、代謝主義者(特別是Fumihiko Maki一系列關於『場域(Field)』的概念[15])、以及Baukminster Fuller的測地限建築(Geodesic)、建造了能量和結構的Pattern。然而，除了Fuller之外Pattern在空間設計理論中最重要的角色，來自於1977年Christopher Alexander的A Pattern Language[16]。Alexander的『模式語言(Pattern Language)』提出了253種空間Pattern、並簡化為概念性的圖形(diagram)。包括了『嘉年華(carnival)』、『老人居(old people everywhere)』、『街舞(dancing in the streets)』、『啤酒廳(beer hall)』、『街友(sleeping in public)』、『僵硬(gradual stiffening)』、 (something rough in the middle)、『生活瑣事(things from your life)』、『小服務站(small service without red tape)』。Alexander的研究受到1970年 Bill Hiller、Julienne Hanson社會空間Pattern、並影響了隨後的『合成空間(space syntax) 』、以及1990年的模擬遊戲(Sims game)的設計師Will Wright和Italian都市學家Paula Vigano。從Alexander之後，各種新的Pattern概念如同碎形一般突現出來[17]。然而這些並沒有完全地整合進一套前後一貫的理論歷史當中。
在1980和1990年間，後現代主義者的Pattern支配了空間設計概念，像Robert Venturi[18]、Rem Koolhaas、Stan Allen和Sanford Kwinter，並伴隨著影響了歷史主義者、摺疊、都市蔓延、跨領域計畫、高密度鄰里、非地方(non-places)概念、解構主義者和高科技Pattern。Henri Lefebvre在1992年出版了他的最後一本著作『節奏分析：空間、時間、與日常生活[19](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因為Lefebvre的主要概念，『節奏(rhythm)』透過Pattern才能夠被辨識出來，它包含了十年來空間中最重要的Pattern理論(包括Gilles Deleuze和Felix Guattari的『差異與重複』)。相對於現代主義者的Patterns：公共衛生的(hygienic)、白派(white)、 直線地(rectilinear)、清楚地(legible)、可操作的(navigable)、機能性地(functional)、輕量化的( light)、理性地(rational)以及透明地(transparent)後現代主義者的Pattern是：片斷地(fragmented)、去中心地(decentred)、反常地(warped)、異種地(heterogeneous)、脫離現實地(disembodying)、精神錯亂地(delirious)、無方向性地(disorientating)、無形式地(formless)混亂地(chaotic) 和虛幻地(illusory)反映了當代脆弱的主體性以及社會和日常生活空間中越來越多的問題。
[1] Kurzweil, Ray.,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Gerald Duckworth & Co, London, 2005.
[2] 一些有創造力的研究者如：Bohm, David, On Creativity, Routledge: London, 2004, 透過pattern定義創造力
[3] Wurman, RS., ‘Seeing the World as Visual Patterns of Connectivity’, in G Schuller (ed), Designing Universal Knowledge, Lars Muller:Basel, 2009.
[4] Washburn, DK., and DW Crowe, ‘The role of pattern in culture’, Symmetries of Cultur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lane Pattern Analy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5] Healy, P., ‘Ornament Now?’, OASE 65 Ornament, NAI Publishers: Rotterdam, 2004.
[6] Emmons, P., ‘Embodying networks: bubble diagrams and the image of modern organicism’,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Vol. 11, No 4, 2006.
[7] Gombrich, E., The Sense of Order, Phaidon: New York, 2006.
[8] Akkach, S., Cosmology and Architecture in Premodern Isla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New York, 2006.
[9] Critchlow, Keith, ‘The use of geometry in Islamic lands’, AD Islam and Architecture, Vol 74, No 5, Nov/Dec 2004.
[10] Douats, P. Dominique, Methode pour faire une infinite de desseins differents avec des carreaux mi-partis de deux couleurs par une Ligne diagonale, ou observations, Paris, 1722, 或是之後Wolfgang von Wersin的研究。
[11] 沒有後設或是學科的Pattern分類形態學，只有在各學科間歸納出來部分Pattern類型的存在，換言之，沒有一個所謂Patternology或是Patternetics的學科。
[12] Gombrich, op cit.
[13] 包括了主要為了軍用艦艇而發展出來的迷彩(razzle-dazzle) pattern。
[14] 2002在Fondaci Beyeler Markus Bruderlin的爭議性展覽‘Ornament and Abstraction’。案例包括了Mies van der Rohes選出的豪華pattern材質, Le Corbusiers在1931 年為Salubr設計的商業壁紙以及Frank Lloyd Wright作品中使用的面磚形式。
[15] 見他的Investigations in Collective Form,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St Louis, MO, 1964.
[16] Alexander, Christopher, A Pattern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7.
[17] Batty M., and Longley, P., Fractal City, Academic Press: San Diego, CA, 1994.
[18] Venturi, R., ‘Diversity, relevan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icism,… or Pluca change… plus a plea for pattern all over architecture with a postscript on my mother’s house,’ Architectural Record, June 1982.
[19] Lefebvre, Henri,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Elements de rythmanalyse, Editions Syllepse: Pari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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