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dy James Monson Corbet的《粗獷派建築師》透過虛構猶太裔建築師László Tóth的流亡軌跡，重構現代主義建築從對美國夢的烏托邦神話到認清晚期資本主義下他者自覺的意識形態演變。影片選擇Brutalist而非Modernist作為標題，更深刻地揭示了粗獷主義在現代主義的旗幟下，如何在資本壓制下表現性地對菁英品味、優越感、以及超越性觀念的自我麻醉與掙扎。
László具有菁英的Bauhaus背景，然而當他被迫在費城家具店後倉棲身於幾近流民的生存環境，如同Banham在《第一機器時代》的診斷：「現代主義者的工具理性，終將異化為無家可歸者的生存工具箱[1]」。業主Harrison書房在打開時的空間與光影，有種輕量化Louis I Kahn沙克實驗室的氣質，然而其改造的成敗卻完全與美學或使用無關，顯示出現代主義初期的資本業主對空間的品味建立在外在評論，一種無所關心的虛榮心之上。
Harrison書房 與 Louis I Kahn 的沙克實驗室
László與非裔工人Goden先後染上毒癮的情節除了表現出資本對現代主義精神的壓制與麻醉，同時預示著現代主義技術如何被資本邏輯扭曲為「海洛因注射器的金屬光澤[2]」。這種「建造者自我麻醉」的悖論，預示現代主義如何從社會改造工具淪其自身的為創傷補償裝置。
在中場休息前上半場的敘事，除了大量的一鏡到底，與序列音樂中偶爾插入的不和諧調性旋律令人驚艷外，劇情令人有點昏昏欲睡。尤其是Harrison後續委託貫穿整部作品社區中心計劃的設計模型，想著哪裡找這種天使(腦殘)業主，能夠看著像大一下拿出來一定會被當掉的方塊集合體模型，裝模作樣地唸出台詞設計的讚美詞，整個害我打哈欠到打翻爆米花。但或許正是資本對品味與作為身分標誌的無關心，切合了上半場的標題：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一種現代主義與資本之間彼此都不知如何發生的結合。
然而進入下半場後，隨著隱喻建築評論人的女主角Erzsébet加入，讓作品逐漸完整立體起來。多場László與女性角色的情慾關係，承載著現代主義建築師與媒體評論間的多樣關係：
1)表嫂Audrey：布爾喬亞品味對如CIAM等早期現代主義的嫌惡、
2)初到美國的Erzsébet：幫現代主義自瀆的建築評論、
3)為Erzsébet施打毒品與性：現代主義晚期對超越的迷醉狂歡。
另外，外甥女Zsófia的暗線也頗令人玩味，
4)一方面Zsófia選擇移居耶路撒冷的決定，實踐了Frampton在現代主義末期的「批判性地域主義[3]」。
5)另一方面，Zsófia與業主的兒子在動工日霎時被打斷性侵場景，從尾聲時外甥女的金髮女兒的基因混種性(外甥女的女兒是金髮，而外甥女與其配偶都是黑髮)，暗示Venturi在《建築的複雜性與矛盾性》中的倡議：「資本廢墟與地域記憶的雜交中尋找新語法[4]」。
此外，另一個具身性的隱喻，則是來自通過作為媒體人Erzsébet所提出的性侵指控，雖然可能發生在Harrison與László採石場隧道場景，但我更傾向是一種對資本暴力的控訴；或許對László而言，這一段在美國夢國度執行建案的過程，如同是資本穿透非具身肉體的強姦，反映在社區中心如同Libeskind柏林猶太紀念館的狹窄挑高空間規畫上。
社區中心地下冷卻系統 與 Frank Lloyd Wright 強生製蠟工廠
影片中多次呈現László「工作起居於工地[5]」的狂熱狀態，以及不顧工程進度，堅持要遠赴義大利挑選那張具有神聖超越概念的大理石儀式桌，執著於如同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一般在特殊時間照射在大理石上的超越神性，都藉由行為的強迫症，成為László忘卻暴力的麻醉劑。這種寄情於冥想性空間的理想主義反抗與超驗性追求，暴露現代主義後期的深層焦慮，試圖通過大理石、光影與混凝土的物質性達到酒神式的狂歡，卻使建築淪為「自我指涉的麻醉裝置[6]」。
最後，因業主消失持續延宕20年的László社區中心工程，如同一個「未完成的紀念碑」，印證了Smithson夫婦的洞見，也回應下半場的標題：美的核心力量(The Hard Core of Beauty)：「粗獷主義的真實性不在混凝土的純粹性，而在其容納衰敗的潛能[5]」。建築師的離開非關失敗，唯有「擁抱自身的不合時宜[7]」，穿越資本現代性的地獄，方能抵達批判性重建的彼岸。
留言列表
